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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思 | 妄論詩之重識之一

牧思 新大陸詩刊 2022-08-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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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-1911: Additional Flags for the New Republic ,黃銳,2011


◇原文刊登於《新大陸》詩刊2005年6月88期



妄論詩之重識之一



牧思


 如此立題妄論於詩,或被視爲是對詩的褻瀆。因爲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詩的國度,從詩經始,也即夏商周三代以來,詩就是華夏兩三千年間陶冶性靈、淳化民風、彰顯情懷的文化結晶。其間且有唐詩之巔峰,宋詞之崛起,元令之從後,賦體駢驪之姊妹相伴。三四千年間的中國人,就在其詩賦詞令的薰陶下生消相從,興衰與共。《禮記經解篇》就曾直言不諱:“入其國,其教可知也,溫柔敦厚詩教也”。這就是說,詩在於中國,不僅是文化之經典,更是燦然高懸的歷史星空,時到今日,再去妄論重識,豈不被人恥笑?


 然而且慢,不妨去回首整整一個二十世紀的王朝解體、外侵內亂、諸種運動、産業革命等等一系列社會變革,還有其間文言白話的新舊更替,還有其間文字改革的形聲嬗變,還有其間功利實用的頻頻相顧,還有其間平仄格律、寓寄施典、結構章法一系列的更新或拋棄,等等等等。既如此還是面對事實,或能少一些夜郎自大。詩教本是中國文人漫長歷史歲月中的必修之課,不僅只是科舉,即使做人,兩千四百年前的孔老夫子就曾說過:“不學詩無以言”。但是詩在中國近代則出現了其語言、形式、章法截然不同的新舊交替,這交替無非文言與白話的更新換代。這現象在國外尤其英話界是不存在的。因此也就有了幾近一個世紀的新舊進退之實驗,幾近一個世紀的中西融會之爭執,且還有詩學的衆說紛紜,且還有詩教的荒蕪與疏離。其原因還得涉及到五四新文化運動。五四新文化運動雖觸及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桎梏,提升了人文理念,但人身自由並未真正得到解放,認識觀念以及相隨的詩文境界也是如此,得到而又比較徹底行之有效的,則是白話文的登臺亮相,文言文的退居幕後。也就是說自文字誕生以來幾千年的書面語言,由文言改爲白話,自此白話書面語言成爲中國大行其道的書面交流工具。文言白話的新舊交替,受其衝擊或者說引起變革更爲顯要的景觀,應該就是文學。文學是顯影歷史、社會、人生與人情最具真實形象的唯一鏡鑒。一個國度一方民族,倘無真實完美的文學留存,那將是一個國度一方民族殘缺不全的歷史。所以重識這一巨大變革中,文學尤其詩的情態神韻、意象演化、利弊何處,不僅是認識的昇華,也當是創造者的尋求與出路。這就需要逆向思維,換個角度再去觀察自我、人生、社會與歷史,何失何得何以是文學並文學家,斯生斯世當跋涉攀援的泥沼與天塹。


 白話走上書面,自然就在明白無誤地說明著幾千年的行文之道,漸被擱置以至於封存於一隅;


 白話走上書面,面臨的勢必就是新文學之原理、之文道與生存走向的重新定位、開闢與重建。


 但是這期間,社會、人文以及其理念的動蕩更爲巨烈,隨之而來的就是戰亂、封閉、極左、功利、言控、淺薄、粗俗以至於文已御用,情已失魂,至使文人墨客不得不媚以求存,虛以應對,尚還要經久地改造思想以至於脫胎換骨,文以趨勢以至於啞然失語。詩,尤其新詩,只得在似斷似續的夾縫棧道間側身扭性,翼翼而行,詩教詩說詩之家長里短,也只有舌曲言幽苟且偷生,抑或是鼙鼓號角張揚實用。這就是五四以降,新文學至今八九十年間的許多歲月裏,所面臨的詩之處境與局面。而古文尤其古典詩詞,即使教科書中尚還有極少數的保留,中學大學同是一樣,講解欣賞而外,無誰再去深究平仄協韻,寄寓用典。相隨而被冷落的,不僅只是淳厚溫文的行之文道,還有幾千年來彬彬承傳的事理民情,古訓鄉風,溫文爾雅。這期間不能不說沒有詩,但是僞詩比真詩更加暢行無阻;這期間不能不說沒有詩人,但是僞詩人比真詩人更爲益壽延年;這期間不能不說沒有詩論與詩說,但是僞論僞說更爲奉若神明。最早出版新詩集與倡導白話的胡適,終久未以新詩與大白話治學終身。即使以《女神》崛起于華夏詩壇的郭沫若,其中途也不得不自殺回馬槍,爲其半生爲文之精誠開出了令人哀莫能助的一大玩笑:“以前我寫的東西,應該全部燒掉,沒有一點價值。”許許多多生以沈默或以死爲歸宿者,更不待話下。


京都圖像 No18. 黃銳,1988


 如此形勢之下面對古典,誰還再去坦言“學道學詩,非悟不進”?即使有此情懷有此一說,實踐又將如何人所共知


 如此形勢之下面對新詩,誰還再去真誠地“取資異國,豈徒色樂器用”?即使有此見地有此一論,環境又將如何有目共睹。


 古詩詞在中國,何以有巔峰有詩話而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詩學,本就是一個嚴肅的話題,未待深入探討,面臨的就是新詩孵雛,動亂相從。這期間詩人名家即便有暇,也僅在於匆匆然古今實驗,中西化用,有過現代,有過意象,有過象徵,也有過新格律,也有過在古典與民歌的基礎上發展新詩之芻議,但終未形成新氣候,更毋說洋洋大觀。時到近期改革開放,雖有近二十幾年的所謂撥亂反正,但這是學問,荒漠的原野上再去綠洲,崩潰的邊緣上再去扶正,“皮之不存毛則焉附”的情勢下,談何容易?“黃鍾毀棄,瓦釜雷鳴”,能是一兩代學者專家所能挽得回扶得正的?何況世風趨淺,粗俗已慣,又有幾人深明錢氏鍾書之言:“詩者,藝也。藝有規則禁忌。”尤其當今的一些青年人,白話再白話,信口信筆,“嘔啞嘲哳難爲聽”而不知是“嘔啞嘲哳難爲聽”;誰還從錢氏之所教:“有學而不能者矣,未有能而不學者也。大匠之巧,焉能不出於規矩哉。”這是詩之國度的悲哀。悲哀還在於對於詩,由崇高的陽春白雪的寶座上,拉向下里巴人還要其鞠躬盡瘁,鞍前馬後,遺忘了其詩的本原與歸止,無視錢氏所言:“不泛說理,而狀物態以明理;不空言道,而寫器用之載道。拈形而下者,以明形而上;使寥廓無象者,托物以起興,恍惚無朕者,著述而如見。譬之無極太極,結而爲兩儀四象;鳥語花香,而浩蕩之春寓焉;眉梢眼角,而芳悱之情傳焉。舉萬殊之一殊,以見一貫之無不貫,所謂理趣者,此也。”詩即如是,能是文盲或是于詩一無情趣者,所能西瓜番茄般信口填腹之物?


 這就是說詩終歸是詩而不是煎餅大蔥蘸大醬,任何人都可受用;


 這就是說詩總得有於詩結緣之人之情趣,方可信步涉足詩之林。


 這就需要詩教美育的薰陶與塑造。何樣的詩教美育與薰陶,方能讓人走進詩,知其詩情融其默化?至而今,小學中學可以說有詩無教,教也僅如上述所言,僅在於解析與欣賞,至於深得三昧且能聊詩以胸臆,又當是談何容易?儘管許多年間就在欲詩大衆化,就在倡導爲工農兵服務,就在讓群衆喜聞樂見。即使如此倡導,至如今倘若問卷於衆,於詩不說會作,不說鍾情,即使願看願聽其朗誦者能有幾人?其百分比又將如何?究其實際,並非一些人所說,盡出於新詩的缺陷種種,古典呢?古典比之新詩更能入列大衆?問題在於詩之本身又非在於詩之本身,在於本身,是說詩其本來就是一種特殊文體,非如登山玩水,舉目即望;在於非本身,那就是詩之與衆,正如願讀書卻不願深涉古今中外天地人倫一樣,願不願不在於詩。就古典文學而言,詩經屈賦與唐詩,古文觀止與聊齋紅樓夢,自是後者光顧的多,倘若這是不爭之事實,對於詩又當何論?如果有人知其端午而不知其屈原更不知屈原著有屈賦,能不是正常而是非正常?何以會有如此的非正常?如此非正常待何時方能正常或及近正常?即有如此的非正常,正如讓西施去下嫁武大郎,詩也必須去下嫁西蜀之阿斗或是紅樓之薛蟠麽?詩正如其他文體或科學一樣,那是學問。對於學問,又當如何解釋?何況那是心靈的闡繹,上帝的語言,更何況自古詩其本身,只可領悟不可言傳,一旦言傳就沒有了詩。這是詩之客觀存在,不僅中國,世界如此,如此的詩你能不去面對事實,而妾加囈說?囈說了還能叫詩?設若大唐的張打油能與李白處於同一檔次,中國依舊被稱其爲詩的國度,那就是虛僞或一國人都是愚民蠢夫。所以詩其本身的“貴族性”,高雅性,文學之中的文學性,無法改變,一旦改變就沒有了詩。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。但是許多人許多年裏以至於現在,還在誤以爲詩就是楊排鳳所使用的燒火棍,黑旋風所揮舞的大板斧,不說那是蠢見,也當說根本就不知詩爲何物。


飛入黑夜. 黃銳,2012

 談到這裏,再提出詩需要重識,或許嗤之以鼻者稍有消停。這或者還不夠,還需對人之詩性作以探究。人雖然都是人,但是由於環境、學識與人文境界的造就之不同,絕非一概而論而處於同一層次,香玲黛玉之不同人所共識,這是階層與環境之造就的不同。即使處於同一人文層次,屈原與王羲之也有其各領風騷的區別,也當是人所共知。不同者還有社會變革、理念信仰、經濟基礎所觸發的群體意志,個體差異。這還要從五四運動說起。五四說到底是政治運動,文化僅是運動的副産品,而且一直是政治淩駕其上。政治的歸止導向著文化的依從。由於封建專制理念的根深蒂固,政治的軌跡未能展示以人爲本,一統集約的權勢始終體現著帝王意志,所以漫長的歲月裏人依舊是社會的附庸,權勢的鷹犬,人文境界未能以人爲本得以提升,文化也便在政治的利刃下得以任意閹割以供所需。詩除了爲政治服務,加入到功利佇列,以功利的面貌出現而外,其所作所爲的天地也就狹而又狹,以至於漫長的歲月裏,所扮演的角色,也只能是其應聲蟲,拿來我用。如此久了,詩於人們心目中的形象,也就成爲時需勢需的輿論工具。戰爭用以鼓動鬥志,割據用以鼓動信心,運動用以鼓動深入,個人用以表明傾向,政權用以維護聲譽。沒有人去說或者根本就不敢去說,文學畢竟有其與社會背道而馳的一面,或者說反其道而行之的一面,所以有人說詩人是預言家,而詩有其先知先覺的素質。倘不是如此,其詩之形象,不管其上層下層,官宦百姓,也便只餘扮演拿來我用的角色。拿來我用久了,詩也就只有在變異著詩的質地,人也就只有在變異著人的理解,一旦稍有回歸或者說稍具詩的本來素質,驚異雀起勢在必然。於是詩之老祖,也便由屈原轉移爲張打油;詩之本色,也便由春江花月夜轉換爲街頭訓喻;詩之豐彩,也便由“萬古騷人嘔肺腑”降格爲“短裙愁牽鶴脛長”。以至於鼙鼓號角了許多年,許多年裏詩就是一支奉迎階級鬥爭的別動隊,槍炮是靶首也是,英雄是狗熊也是,教授是愚民也是,革命是阿Q也是。所以時至而今,古典莫說,即使口語即使所謂的口語詩,一旦流落于百姓家,也會有許多人不知其爲何物。這便是新詩漫長歲月裏的基本形象,古典詩更是如此。詩淪落爲如此形象,人與詩有著如此的距離,抑或說詩其本來就具備著這一孤獨孤絕與孤寂的品質,對人尤其那些於詩本就無緣的人,尤其以僞亂真真已隱去廬山真面貌的時候,何需再說“至情言語即天聲,竭誠靈府方神韻”?何需再說“天機雲錦用在我,剪裁妙處非刀尺”?何需再說“誰知老夫吟哦苦,此夕殘燈伴月淒”?


 所以有徐志摩、戴望舒、李金髮幾十年的消聲及匿跡;


 所以有胡風、聞捷、李廣田的漫長的冤獄與不得不歸去;


 所以有郭小川、郭沫若、賀敬之不得不應時而驅遣詩格。


 這時候的詩能說還是“賦到滄桑句便工”之真詩?這時候的詩人能說還是“詩似冰壺見底清”的詩人?時代造就詩人也在毀滅詩人,詩人成全真詩也在消解真詩。即使今天的流派、主義、主張雨後春荀也好,各立山頭也好,你爭我論,大有詩人詩作自此即可超凡脫俗的聲勢,但是有誰細想屈原、李白、杜甫何其孤獨而詩方才有其真詩?幹隆皇帝何其熱鬧爲詩方才多是僞詩?不能說走出鳥籠即可直上雲霄,不能說世應于時即可盛世,還有固習,還有固執,還有理性,還有人文,一時得水卻難以鵬翼北溟。這就是說文化積澱非一日之功,荒漠裏起步不可能轉身就是綠洲。唐詩,若沒有屈賦漢魏六朝諸種文體的虹橋漸度,就不可能有唐詩的巔峰;宋詞,若沒有唐詩於前的啓悟就沒有宋詞的崛起。所以十年二十年的瞬間雀躍,不僅完不成百年大業,即使雄心壯志,也只能說是藍圖在望,尚還要積材備料,尚還要奠基牢礎,殿堂聳立尚是遠景。深圳、浦東你能說已是人間桃源?對於詩也是如此,不去重識不去深悟,不去豐羽不去淡泊,只憑熱情與心願,是走不進詩之大野,林立起詩之蒼原的。所以還是面對現實,知其詩之古往,問其詩之現代;古之平仄協韻寄寓用典,擱置於何處爲何擱置;今之白話詩之大觀意蘊深邃,有無規律何覓;何是時代唆使哪是詩人貽誤,詩于世人世人於詩,是否不謀而合還是本就有個體差異與差距。


 所以應該認識,詩其本身的形而上之天性,並非所有人面前的一瓢冷飲抑或一碗炸醬麵;


 所以應該知道,社會變革與人爲之驅遣,並非一成不變,而詩總應在詩之原野上盛開大麗花。



                2002/7/28.草,2004/7修訂

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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